图个好看

苏联的1941年和1991年

苏德战争的开始至今已经60多年，苏联的瓦解恰恰也有了10多年。对苏维埃国家仍充满感情的一些人称，这个联盟国家的历史上有两场大悲剧：即1941年和1991年。虽然相隔50年，二者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对于1941年的悲剧，此后50年内苏联军人一直刻骨铭心。在1941年入伍、80年代担任总参谋长的谢·费·阿赫罗梅耶夫元帅曾有一句概括性的总结——“苏联军事思想的核心，就是不使1941年的悲剧重演。”为此苏联在战后40多年的和平时期始终保持世界上最庞大的军事力量。当1991年的“8·19”行动失败后，这位元帅觉得比1941年更严重的悲剧已无法扭转，便于8月24日上吊自杀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

苏联上层防范努力的这种失败，使人们对1941年悲剧的原因确有必要重新认识。

现代战争史上最惨重的胜利代价

1941年苏联的悲剧，在世界战争史上都是令人震惊的。这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发起“闪击战”后，在5个月内不仅打到距莫斯科市区仅10公里处，还成建制地歼灭了苏军19个集团军和250个师，使苏联真正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

此后，苏联依靠动员起来的巨大潜力，经过苦战最后成为胜利者，从这点出发人们当然要从总体上肯定斯大林的战争指导。然而现代观念要求的不仅是可行性而要追求最优性，进行战争也要讲效益，即以少的损失取得大的战果才能算指挥艺术高超。如果按照这种科学的思维方式，那么就不能笼统地只歌颂胜利，同时还要考察一下付出的损失。

斯大林于1945年春战争结束后即要求调查死亡人数，得到的不完全统计是1500万人，翌年他在演说中宣布本国共死亡700万人，其原因既是由于冷战开始想避免暴露国力虚弱，同时也不愿让世界知道自己指挥的战争付出的代价是如此沉重。赫鲁晓夫当政后，宣布了军民总共死亡2000万人的笼统数字，却不谈具体损失。到了苏联瓦解前夕，戈尔巴乔夫提出要消灭历史的“空白点”，国防部通过研究历史档案，得出的死亡总数为2660万人。

苏军损失如此严重，在近现代战争史上实在是独一无二的。相比之下，战争中苏军共击毙德军300多万人，俘虏130万人（不包括战后受降），是以多于敌人几倍的惨重代价取得了胜利，何况苏联在物质技术力量上并不弱于德国。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对苏联的军事模式并不佩服，重要原因也在于此。

如果具体分析一下，苏军损失最惨重的阶段又是1941年下半年。整个战争期间苏军被俘的362万人，至少有280万人于此间被俘。同时苏军还有430万人伤亡，连同逃散的80万人（当时也列入失踪统计），开战后半年间的战斗损失总数便有800万人。

德军同期的战斗伤亡失踪，总计只有85万人。俄罗斯的纪念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的报告中比较客观地叙述了这一时期的损失后，承认随后“等于是重建了军队”。

对战争初期的惨痛损失，苏联开始虽有意少报数字（斯大林在纪念十月革命的公开讲话中只承认战争开始的四个月间损失170万人），却无法回避人所周知的战场败绩。当时的解释都说法西斯对爱好和平的苏联有突然袭击的优势，同时在兵力兵器上占优势，即推诿于客观原因。其实，对敌人的突然袭击防备不够而存在和平麻痹，这本身就是主观上的战略判断失误。至于说到兵力，明显的事实是苏联人口和军队数都远远多于德国。苏联在对外宣传工业成就时，又一直说战前的技术兵器生产数量及质量都超过了纳粹德国，这一说法又与上述的解释自相矛盾。

苏联当时对领袖加以神化，实际上就失去了进行自我批评的可能。斯大林只是在1945年5月24日胜利宴会上那篇著名的“祝俄罗斯人民健康”的讲话中说过一句：

“我国政府犯过不少错误。”谁都知道，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就是斯大林，若说有间接的自我批评也就仅此一例。

到了赫鲁晓夫批判个人崇拜时，走上另一个极端，把战争初期的失败责任全部推到斯大林身上，而回避体制上的原因。如此说来，又是个人品质决定胜利和左右历史，显然与苏联领导人自己也宣布信仰的历史唯物主义相矛盾。

再看一下当年的苏联元帅们的回忆录，谈到1941年的失败时差不多也都批评决策者战备观念差，并归咎于装备技术不如敌人。他们不进行更深层次的总结，原因也可以理解。

1941年的惨败真是由于装备原因吗？

说斯大林忽视战备，显然与历史实际不符。俄罗斯的重要传统便是社会军事化，苏联诞生后日益突出军事特色，在二次大战前便是世界各大国中国防开支比例最高者。从1929年开始的两个五年计划，斯大林都反对发展“印花布工业”（即解决人民消费），而一直以“重工业－军工”为主。

1941年战争爆发前，苏联对居民的面包、衣物都长期凭票限量供应，生活水平远低于西方国家，而作战飞机、坦克的数量则保持着世界第一。实际上，希特勒对苏的“闪电”袭击只能达成战斗的突然性，而苏联在战略上早就为大战进行着长期准备，斯大林只是对战争爆发日期判断有误。开战后仅两星期，苏军总数便由500万扩充到1000万以上，说明对战争潜力的动员能力很强，一时的突袭对那样广阔且又长期军事化的国家并不起决定作用。

根据战后苏联和德国的档案材料统计出来并为军界公认的数字，将1941年夏德苏两国在战场上的军队和主战装备的数量（不包括西线德军和远东苏军）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德军只有汽车的数量多于苏军。

而从装备性能的综合情况看，当时苏德双方各有长短，基本处于同一档次。

战后西方的战史专家经分析都总结说，德军于1941年对苏开战时，在装备方面只拥有飞机性能和无线电通讯这两项优势，如果讲后备的人力、物力资源，德国更是居于绝对劣势。

在这样的力量对比下，苏联方面又是正义战争，按理说应该占有人心士气上的优势，初期的战果却与正常推理相反。过去一讲战争之初，苏联便宣传有多少人踊跃参战，并歌颂失败时仍英勇不屈的勇士，这些无疑是事实。然而另一方面无法回避的事实又是：数百万身体健全、手持武器的军人面对国家的敌人竟会弃械就俘（苏军恰恰又不许官兵投降被俘，规定对其家属还要流放），这本身就不能仅用军事原因而要从政治层次来研究。如果具体看一下苏联瓦解前后解密的一些历史档案记载，许多事例就更惊心——开战后的第二个月，在白俄罗斯战场竟有三个整师不战而集体向敌缴械，投降时还打死了各级政委。同月，斯大林的长子亚科夫大尉被俘，当时混在人群中身着士兵服装，马上被旁边的人向德军指认出来。陷入包围圈中的苏联元帅库利克（战后被处决，50年代得到平反）和官兵们一同突围时，首先要脱掉元帅服，换上坦克兵的连裤衣，目的也是防备内部坏分子的暗算。

从这里得出一个人们不愿承认却又难以反驳的原因，便是战前的苏联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相当多的群众拥护。如果看看30年代的农业集体化和清洗都造成了数以百万计的无辜者死亡的事实，其造成的后遗症在随后的战争中不表现出来反倒会是怪事。

应该说，1941年的悲剧发生有着复杂的综合因素。与诸如开战日期估计错误、训练水平和经验不如敌军等原因相比，政治体制上的弊病应该是第一位的。苏联官方长期却回避最深层次的政治原因，吸取教训的方式，自然就是在和平年代也要使军事力量超出现实和潜在的对手，从而进行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军备竞赛。

被希特勒踢门反使危房更坚

其实，希特勒于1941年敢于进攻苏联，首先考虑的也是政治因素而不是军事实力。当时攻苏不仅犯了两线作战的大忌，德国上层普遍也知道自己的综合国力并不占优势。作为“第三帝国”二号人物的戈林于开战当日，便在日记中写下了“东线：

死线”这不祥的预言。面对周围将帅的忧虑，希特勒却自信地解释说：“只要我们在俄国的门上狠狠踢一脚，它整个社会制度的房子就会倒塌下来！”

德军开战后两星期便长驱直入500公里，英美等国的舆论普遍预测苏联会崩溃，可能分裂成许多个民族国家（这些在50年后倒成为事实）。然而德国入侵后的残暴掠夺和屠杀从反面教育了人民。有意思的是，希特勒在占领区还不肯解散集体农庄，认为利用这一组织便于征收粮食和管理居民。许多过去不满苏维埃政府的人特别是农民，很快就纷纷投身游击队（此前苏联还不允许在百姓中发武器建立民兵游击队），敌后广大农村在几个月内实际又回到了苏联的控制下，从而使深入腹地的德军两面受敌。苏军的意志在战争中也变得越来越强。在历史档案中曾有一份列宁格勒方面军的投敌统计，在1941年每月都数以千计，翌年上半年每月以百计，下半年以十计，至1943年便基本不再有这种可耻现象。

本来在人数和武器装备数量方面便占优势的苏军，一旦振奋起斗志，又利用了敌军的兵力分散和不适应冬季作战，不久便扭转了战局。希特勒凶狠的一脚踢到苏联的国门上，却使俄罗斯各阶层又团结凝聚起来。20年代便被取缔的东正教会被苏维埃政府允许恢复活动，牧师们都以称德国人是“恶魔”，颂扬斯大林是“上帝的使者”的方式，动员教徒们参战。当初列宁曾号召“大家都去与邓尼金作斗争”，这个昔日头号白卫军头目此时却在美国流亡地发表声明，呼吁海外白俄援助过去的死敌布尔什维克抗德。俄罗斯档案还说明，1942年间苏联驻美大使馆甚至与邓尼金商谈了让他回国的地位安排等条件。只是由于随后战局扭转，斯大林考虑到让他回国则对已镇压和仍关押的许多人不好交待，才又取消了原议。

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会战结局已定后，德国被迫实行“总动员”，在武器装备的产量上超过了苏联，此后却又反而无法抵挡战斗力日益增强的苏军。有的学者认为，德国法西斯对苏联的入侵，从某种意义上倒是巩固了这个战前已经潜伏着重大危机的国家。不过从消极面而言，残酷激烈的对外战争虽可以锻炼人，却也会掩盖内部矛盾。战后的苏联在几十年里遇到劳动生产率落后于西方，人民日用品匮乏及种种社会弊病，都推诿于战争的破坏，以致不少人抱怨说：“德国当年的入侵成了我们的垃圾箱。”

由于对1941年的教训乃至卫国战争的结果做了片面的总结，战后的苏联仍然坚持国防优于一切的旧有体制。

本来，苏联拥有世界上所有国家不可比拟的丰富工农业资源，高科技水平也属一流，使人民的物质生活赶上西方应不成问题。然而苏联在经济总量只及美国三分之一至一半的情况下与对手展开几十年的军备竞赛，长期把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用于军事及相关部门，这只有靠压低人民生活和延缓民用工业发展来维持，长此以往必然形成恶性循环。苏联在军备上能与美国比肩，卫星上了天，百姓却买不到足够鞋袜。

苏联作家西蒙诺夫曾在作品中嘲笑法国人：“我们的妻子袜子破，你们的衣服确实好，但是德国兵能到巴黎大街上溜达，却进不了莫斯科！”此话在战争年代讲起来能有自豪感，然而到了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的年代，让人民长年陷入“袜子破”的境地，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苏联虽然长期在军事上对西方采取咄咄逼人的攻势，政治上却要靠“柏林墙”一类的封闭措施取守势。一旦按照过激的“新思维”突然打开国门，让老百姓意外地看到西方的生活实情，过去政治宣传维系的思想信条便会从根本上动摇，这是多少优势武器装备也无法扭转的。

靠得到实惠的人民拥护是根本之计苏联长期潜伏的危机，终于在1991年那个炎热的夏天总爆发。8月下旬，在青年人纷纷上街的一片喧嚣中，只有几个胸前挂着旧日勋章的老人为自杀的谢·费·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举行了葬礼。合棺之前，元帅的妻子在丈夫冰冷的额头上最后吻了一下，痛心地讲道：“他从18岁起便参加了同德国法西斯的战斗，可是如今我们的国家被民主派法西斯分子从内部攻克了。”

“民主派法西斯分子”这一用词是否妥当姑且不论，拥有世界最强军事力量的苏联确实是从内部被攻破。1991年出现的国家瓦解，其政治原因这次再无法回避。

人们可以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总结出千条百条经验教训，然而最基本的一条还是人心向背问题，即原来苏联的错误政策造成了人民的不满和失望。

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有句名言——“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得到群众拥护的国防，才是最巩固的国防，无论武器装备发展到什么水平这都是真理。

对于中国人来说，研究苏联的经验教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孙中山曾有句名言——“中国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长期学习了苏联模式后，人们又应得到的体会是，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非以苏为戒同样断无成就！

武汉会战 （我发这几篇文章是让大家认识到国民党也是功过参半的，不全是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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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淞沪抗战和南京守卫战见证了中国军人铁血抗战的精神，也暴露出中国政府最高领导层在对日作战战略上的缺失。一城一地的拼死防御不但让中国众多名城惨遭战争蹂躏，也几乎耗尽了中国军队的实力。

然而，中国政府和军队终于在战争中成长。当日本试图“发动攻略汉口之战，使其成为战争一决雌雄的最大机会”后，蒋介石国民政府终于认识到“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得失，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量”。为此抛弃过去的教条，同时部分发动群众的抗日热情，以“致力于全面之战争与抗战根据地之充实”。同时跳出城市防御的桎梏，将防御作战推进到武汉外围的广阔战场。

武汉会战这场抗战史上中日双方规模最大的会战，中国军民在历时4个多月的血战中，以40万人的伤亡，造成日军近10万人的死伤，不但粉碎了日军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企图，也鼓舞了全国抗战的热情。任第九战区第一兵团少将高参、后曾协助薛岳取得第三次长沙大捷的赵子岳高度评价国民政府在武汉会战的战略决策:“综观武汉会战，我军不在武汉城内弹丸之地作困兽之斗，而在武汉外围的广阔天地进行灵活、坚强的作战，予日军以重创，作战逾4个多月，竟无一个整师被歼灭，这都是由于统帅部正确的战略决策而来的。”

在经历了1937年7月到1938年7月一年的溃败后，中国军队用牺牲和胜利换来了战略相持阶段。

近卫文的致命失策和国民政府的坚持抗战

1937年12月，日军攻克南京，日本对中国政府会乞降的幻想却因蒋介石的拒绝而遭破灭。日本首相近卫文一气之下，在1938年1月16日向全世界宣布，“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在此后进一步声明，“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日本均不与国民政府交涉”，日本“绝对不容许第三者出面调停”。

战后的日本人认为，这是日本在战争中最为愚蠢的战略失误。没有任何退路的国民政府在1月19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上迅速刊出蒋介石对日本近卫文声明的反应，措辞强烈地表明了中国将继续抗日的立场:“中国政府于任何情形之下，必用全力以维护中国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办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绝非中国所能接受，同时，在日本占领区域内，如有任何非法组织篡窃政权者，不论对内对外，当然绝对无效。”

对于日军而言，战争的接连胜利进一步激发了军队对中国的蔑视和对武力的狂热。早在日军占领南京后，日本大本营就开始研究所谓“攻占汉口作战”。日军参谋本部情报部对于攻占武汉的建议是:从历史看，只要攻占武汉，就能支配中国，通过武汉会战，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中国事变大半的目的，只要控制了武汉，即可以把蒋政权逐出中原，“使蒋政权降为地方政权”。1938年5月徐州会战一结束，日本方面即决定于当年秋季进行“汉口作战”:所有在中国大陆作战的部队停止回国调动，国内继续动员增兵40万人，并拿出32.5亿日元的作战费用预算。

日军规模庞大的“汉口会战”的另一个目的，正如日本天皇裕仁在武汉会战前的御前会议上所说，为了给国民政府最后致命的一击，迫使中国投降，不愿再见到“帝国雄狮百万受制于中国”。为此，日本“陆军为汉口作战倾注了全力，没有应变之余力”。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文件这样记载。据战后发现日军文件证明，连日本本土仅留的一个近卫师团，也待命随时增援武汉大战。

“中国人民和政府已被日本侵略者欺侮压迫到最后限度。”蒋介石由此在中央广播电台发表讲话，誓言“中国军队为了民族之生存，决心在武汉地区与日军决一死战”。国民政府调集全部海空军以及陆军120个师总兵力约110万人，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直接指挥。然而与淞沪、南京会战不同的是，蒋介石在1938年2月发表的《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中称:“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我们现在与敌人打仗，就要争时间。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

淞沪和南京的教训:“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

1937年底，在淞沪会战、南京会战结束后，日军连下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中国核心城市，占领中国政治经济最为重要的华北、华东要地，之后又占领山东半岛。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后，国民政府于11月20日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迁都重庆。但政府的军政机关却并没有立即西迁入川，而是先转移到武汉，使得武汉成为当时事实上的战时首都。自从华北和华东的众多大城市沦陷后，武汉已经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尚未沦陷的大型城市。

在上海和南京失守后，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多次与德国军事顾问研究有关防守武汉的决策问题。在淞沪、南京和徐州一系列规模巨大的对日会战中，国民政府的作战方式都是依托坚固工事下的防守，以至于日本人为了让中国军事失去德国的支援，声称“此次事变名为中日之战，实为日本人与德国打仗”。在德国顾问的帮助下，国民政府在武汉周边开始修建作战工事，然而淞沪和南京会战，中国军队单纯通过阵地进行防守遭致的惨痛教训，让一些历经战火的中国军人产生了不同以往的想法。

国民政府第54军参谋长郭汝瑰少将就表示，在武汉背水列阵“全不吸取南京保卫战的教训”。如果再依照淞沪和南京的作战模式，聚集重兵于背水，“一旦环形防线被突破，几十个师都有被压迫于水际而被歼灭的危险”。在由陆军上将陈诚主持的武汉卫戍司令部召开的高级将领军事作战会议上，郭汝瑰认为，“武汉会战应置主力于外围，首先利用幕布山脉和大笔山脉的有利地形与敌作战，以空间换时间”。而当敌人接近武汉外围时，中国军队在撤离武汉后，依然可以利用武汉的外围山脉险阻与敌人周旋。

这一作战核心，就是“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

此时的蒋介石在吸取了淞沪、徐州会战的教训，听取了中共方面以及国民党内部许多将领的意见后，终于改变了以往死守一城一地的战略。由蒋介石批准的《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指出:“武汉近郊尤以江北方面之无险可守尽人皆知，更以中隔大将外杂湖沼，尤非久战之地，故欲确保武汉，则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是为上策。”否则再按照南京的作战模式，则武汉“仅一片焦土而已……”

惨绝人寰的“焦土抗战”

就在武汉会战即将开始的时候，中原大地已经变成一片泽国。

1938年4月，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曾计划，以一个军自郑州沿平汉线南下，以一个军自南京沿长江西进，从北面和东面分两路夹攻武汉。后来考虑到两军战场过远，不便于统一指挥，决定以主力第2军沿淮河西进大别山北麓，占领信阳后转平汉线南下，进攻汉口。当1938年初徐州沦陷后,中国军队本来仍在顽强抵抗。然而当国民党名将薛岳以13个师共15万部队将日军土肥原师团两万人合围时，却因为蒋介石嫡系桂永清放弃兰封而功亏一篑。以至于蒋介石自己在致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的信中称，兰封战役“在战史上亦为一千古笑柄”。

兰封后的6月6日，日军攻克开封。此时如果日军大举西进，不但将切断平汉铁路，南面威胁武汉，还极有可能西攻洛阳汉中，威胁到中国的大后方。当年的蒙古军队正是先行攻掠四川，从西南大迂回再向东南沿海进攻，从而灭了南宋王朝。面对这一巨大危险，第一战区的中国军队却已经没有力量抵御日本的攻击。

6月11日，蒋介石采纳了第一战区参谋长晏勋甫的建议，挖开花园口黄河大堤。

早在1935年晏勋甫在武汉行营任职时，曾根据“焦土抗战”的理论制定过“以水当兵”的计划。在迫不得已之时，通过黄河水将敌人隔绝在豫东，使之在短期内无法加速前进，同时也能避免将中原古城郑州变为战场。

花园口决堤之时恰逢黄河上游的雨季。这一“焦土抗战”的行为，以冲毁140万民房、淹没近2000万亩耕地、80万人死亡、上千万人流离失所、在中原地带造成连年灾荒的黄泛区的惨重代价，使河南皖北5万多平方公里的地区沦为一片沼泽，阻止机械化日军的行动，迫使日军无法利用淮河西进、利用平汉线南下。日军由此不得不放弃以主力沿淮河西进大别山的计划，改为以主力沿长江两岸向武汉推进。中国军队借此喘息之机调整了防线，以第一、第三、第五战区的部分兵力和第九战区的全部兵力，计130多个师，约120万人，围绕武汉为核心，构成一条穿越豫、鄂、皖、赣4省，防御正面达1300余公里的巨大防线。

红黑色的血:中国军民的决绝抵抗

6月11日，日本海军通告驻汉口各国领事，称溯江进攻武汉的作战已经开始。当冈村宁次指挥的第11军占领九江后伺机攻取南昌。他面临的对手是国民党名将薛岳。薛岳根据日军动向作出了“北守西攻”的部署，依托庐山天险，对日军南下进攻展开激烈的抵抗。

一名进攻南浔路的日军在日记上这样记载当时战况:“几次进攻中，庐山上的迫击炮弹如雨点般从天而降，皇军大受威胁，死伤可怕。”日本著名作家石川达三在《武汉作战》中这样描绘中国军人的抵抗:“占领星子后，不停顿地连续战斗了30多天，战线仅仅推进了2公里半。而且，即使占领了西孤岭，前方仍然耸立着全轮峰、硝爪船等高大的群山。这些山峰上的敌人炮兵，每天都居高临下地实施准确地射击，连在火线后方进行饭后杂谈的记者们也遭到迫击炮的轰击。炸裂的弹片击伤了三位记者，他们的衣服上浸满了红黑色的血。”

另一个日军士兵则在寄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庐山是支那名胜之地，‘不见庐山真面目’，名不虚传。我师团在此遭到支那军精锐部队的坚决抵抗，前所未有的激战，中队、小队长死亡很多，战斗仍在艰苦进行，与家人团聚的希望很小。”在中国军队的誓死抵抗下，日军第101师团第101联队被中国军队全歼，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也中炮负伤。

顽强抵抗日军的不仅仅是中国军人。日军面对的还包括已经觉醒并坚决执行坚壁清野作战计划的中国民众。日军某部队长田部圣大佐，在其《武汉攻略参战记》中写道:“我从南京溯江西进时，未曾料到日后生活的不便，仅随身携带了几本日本书籍和盥洗用品。初到湖口就发现依靠现地粮食物资来维持我军生活，几乎完全不可能，必须从内地(指日本)向战地输送粮食。居民全部出走，住房尽被破坏，可利用的几乎没有，冈村司令官的办公室兼宿舍也是被破坏了的房屋的一部分。”

冈村宁次自己也在日记中写道:“10月初，第27师团占领了箬溪一带，检查缴获的敌军官兵致其亲友的信件，内容几乎都是有关我军情况，以及他们誓死报国的决心，极少掺杂私事。同一时期，第101师团检查反攻我军阵地而战死的敌军官兵遗体，发现死者父母的来信中，也都是鼓励他们为国家、民族奋勇献身的言词。”

万家岭大捷:薛岳全歼冈村宁次第106师团

中国军队顽强有效的抵抗，让日军南路沿江攻击武汉的计划被迫推迟。在久攻不下中国军队正面阵地后，冈村宁次以赌徒式的冒险，令日军第106师团利用中国军队防线上的缝隙，仅携带6天口粮，孤军深入后方，试图偷袭中国军队后路。

然而日军的动向仅一天即被中国军队第4军发现。这支在北伐中于丁泗桥战役一战成名的“铁军”迅速缠住日军。此时的薛岳正调动部队刚刚包围日军第27军。当发现日军第106师团孤军深入之后，薛岳迅速放弃日军第27军，转而攻击更加孤立的第106师团。薛岳先斩后奏，在尚未获得武汉军委会批准时迅速调集重兵包围第106师团，并再次未经蒋介石批准，动用蒋介石部署在庐山做敌后游击之用的第66军断绝日军后路。当身在九江的冈村宁次从空军侦察中发现薛岳的部署意图时，日军第106师团已经陷入10万中国大军的合围之中。

此时的日军第106师团突围遇到重重困难。日军在武汉会战中所用的五万分之一比例军事地图还是冈村宁次在1926年从军阀孙传芳处窃取而来，难以与万家岭当地的地形参照。而日军在崇山密林中试图借助指南针标定方向，却因当地有磁铁矿而导致指南针失灵。“当我发现敌军来袭时，听到令人恐怖的迫击炮声越过我的头顶在前面50米的地方爆炸了。炮弹击中了马群，马群炸了窝般的在烽烟中乱冲乱撞。离开九江有数千匹马，到雷鸣谷时，一匹马也没有了。从第二天开始，我们中队就躲在水沟、土堆四周跟敌军对峙。然而由于四周的山中都是敌人，子弹从四面八方飞过来。”

原106师团的幸存者辎重运输兵那须良辅战后在《地狱谷中的三个星期》一书描述了日军当时的绝望，“战友们大都受伤，也有些因为饥饿和疲惫而倒下。死在水沟的战友们，他们的脸色都变成茶色而浮肿，白花花的蛆虫从他们的鼻孔和嘴巴掉下来。一连几天都没吃东西，只能从漂浮着同伴尸体的水沟里舀脏水喝，活着的人也都快变成了鬼。我也觉得我的死期到了。对着月亮，我放声大哭。”

在蒋介石对薛岳务必在10月9日24时前全歼日军106师团，作为给“双十节”献礼的命令下，第106师团的防御阵地在10月9日彻底崩溃。薛岳第1兵团主力第74军第51师在师长王耀武指挥下，命令第305团团长张灵甫亲率敢死队，经浴血奋战占领万家岭战场最高峰张古山制高点，彻底断绝了日军退路。为拯救死伤惨重的日军第106师团，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俊六大将亲自组织向万家岭地区空投了200多名联队长以下军官，以补充该师团战斗力。此举动在整个抗战中绝无仅有，显示出中国军队对第106师团的重大杀伤。

万家岭大捷的惟一遗憾是未能俘获第106师团师团长松浦中将。战后一名日俘供认，中国军队“几次攻至师团部附近，司令部勤务人员，都全部出动参加战斗，师团长手中也持枪了。如果你们坚决前进100米，师团长就被俘或者切腹了”。尽管如此，日军此次惨败，从时任第1兵团第32军141师师长的唐永良少将在一年后路过万家岭战场时所作的描述也可见一斑:

“万家岭战场周围约1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布满了日军和我军的墓地。日军的辎重，马的尸骨、钢盔、马鞍、弹药箱、毒气筒、防毒面具等等杂物，俯拾可得。许多尸骨足上穿着大足趾与其他四趾分开的胶鞋，显然是日军尸骨。有的尸骨被大堆蛆虫腐烂后，蛆虫又变成了蛹，蛹变成了蝇，蛹壳堆在骷髅上高达盈尺……”“围绕着雷鸣谷刘村(今磨溪乡南田一队刘鞔鼓村)都是敌人的坟墓，人骨、马骨……此外沿山麓、沿道路、沿溪流，无处无日兵骸骨，若说五步一尸、十步一马，并不算过分，统计雷鸣谷刘村、哔叽街、万家岭一带战场，日兵骸骨至少在6000具以上，马骨至少在千具以上。”

成功的撤退奠定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的根基

万家岭激战前，江北中国军队在武汉外围最后一个重要阵地田家镇，于9月29日失陷。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也正在这一天召开。10月7日，中共中央向各地党部发出指示，要求他们着手为武汉撤退作好宣传和舆论上的准备:

“现日寇正集中最大兵力进攻武汉，田家镇已失守，武汉不守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各政治机构在宣传鼓动工作中应注意:现在不应强调保卫武汉，因过分强调，武汉一旦失守，则会产生悲观失望及一切不正确的观念;立即加紧说明我们应争取防御武汉之持久，但应强调武汉即使失守，中国仍能继续抗战保卫，说明中日战争之持久性……且一城之得失，不会决定胜负……”

尽管叶挺将军评价万家岭战役“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盛名当垂不朽”，但此役未能让中国军队在整个武汉会战期间保住武汉，却实现了蒋介石预定的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的目的。

10月24日，日军对武汉形成了东、北、南三面包围的态势。同时为策应武汉会战，日军于10月12日在广东南海大亚湾登陆，并在10月24日切断了粤汉铁路，占领广州。蒋介石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全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根基。”在坚持抗战而非妥协投降的大前提下，必要时机放弃某些据点的战略认识方面，国共双方所见略同。10月24日，蒋介石正式下令放弃武汉，并下令“将凡有可能被敌军利用之虞的设施均予以破坏！”

鉴于上海的教训，国民政府早在1938年3月就开始拆迁汉阳铁厂。九江失陷后的7月30日，中共主办的《新华日报》连续载文，要求政府紧急抢救人力，抢救物资，绝不能留下资敌。武汉的工人阶级也发出呼吁，提出了响亮的口号:“保全一分工业就是获得了一分胜利的保证。”

10月17日，第五战区长官部部署最后撤退阶段的作战任务。与淞沪会战和南京会战后期截然不同的是，中国军队在严密的组织下，以大无畏的勇气和作战胆识，主力全部跳出日军的包围圈。历时逾4个多月的武汉大会战，中日双方动用了开战以来最大兵力，日军最终未能歼灭中国100多个师中的哪怕一个师，最终占领的只是一座燃烧了两天的空城。

为民族拼活路热血光耀千秋——抗日名将方先觉（虽然是国民党人，但英雄还是要纪念）

一位黄埔名将的生平、志业和战史

80年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在广东黄埔岛筹建了中国第一所新型军事干部学校——“陆军军官学校”，后来以校址所在地称之为“黄埔军校”。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该校成为当时最有活力和革命精神的军校。军校以孙中山提出的“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为宗旨，以“亲爱精诚”为校训，采取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育方针，为国共两党培养、造就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80年后的今天，全国政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黄埔军校建校八十周年纪念大会，纪念黄埔军校和黄埔的革命精神。与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同志指出，“孙中山先生曾说过：‘凡是爱国的中国人，都应该为祖国的和平统一而努力奋斗’。”所以“反独促统”正是新时代黄埔革命精神的体现。今年是抗战衡阳会战六十周年，当年抵抗日寇的中坚正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们，特此本刊组织专人撰写此文，纪念黄埔军校、抗日战争和无数为了维护祖国完整统一的志士。

早年生涯

方先觉，字子珊。1903年出生于安徽省宿县栏杆区(原属萧县第十区)的一个乡绅家庭。他幼年在家乡读书，高小毕业后考入江苏省徐州省立中学，后又相继毕业于南京第一工业学校、中央大学工学院电机系。1926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3期步兵科。后又入黄埔军校高教班第2期、陆军大学乙级将官班第4期受训。

方先觉在黄埔军校毕业后，被派到国民革命军第20师担任排长。此时第20师隶属第1军，师长钱大钧。第1军参加第二次北伐后，这个师被留在广东驻防。1927年9月，国民政府以这个师为基干组建了第32军，开赴福建广东边界截击在南昌起义的共产党部队。由于方先觉在战斗中表现出色，被升为连长。次年第20师开赴苏南，担任北伐军的后方警卫。不久，方先觉改任团附。当年秋，全国部队实行编遣时，方先觉所在的第20师被缩编为第3师第8旅(旅长蔡熙盛)，方先觉在该旅第16团任营副。此后，他相继参加中原大战和对围剿红军的军事行动，官至团副。

投身抗战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方先觉被调任新组建的预备第10师任团长。这个师是由福建的新兵编练而成，师长宣铁吾。次年9月，蒋超雄接任师长的同时，方先觉也由团长升为副师长。由于这个师完全由新兵编成，所以该师长期在大后方进行训练。一直到了1940年11月，该师才奉命开赴安徽地区与日军作战。

同年12月，该师在青阳与贵池间的陈家大山与日军遭遇，双方都对此山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当时师长蒋超雄决定将部队分成两路，左路由蒋超雄亲自指挥，右路由副师长方先觉指挥。在经过一昼夜的激烈战斗后，由方先觉率领的右路成功夺取了陈家大山右侧高峰，但是由于左路进攻失利，致使右翼受到严重威胁。最终，方先觉又被迫放弃了阵地，全线撤退。战后，师长蒋超雄被撤职，而在战斗中有功的方先觉则顺理成章的升任师长。

方先觉从接任师长的那一天起，即针对部队军官素质差、士兵战斗力弱的弱点，对部队进行了改组。首先他将部队里连以上军官全部换成由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和有作战经验的军官，其后对部队加紧训练，严整军纪，使全师军风纪大为改观。同时他还在师部设立了军乐队，丰富了部队的生活。

1941年，正当部队驻防株州、渌口时，日军由武汉出动，越过新墙河向南进犯。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立即命令第10军(预备第10师在调防株州时拨属第10军序列)尽速开赴湘北，阻击日军。预10师官兵接到命令后连续三天的急行军到达金井。就在金井，师长方先觉接到司令长官部命令，奉命“就地构筑工事，准备迎击来犯之敌”。第二天一早，预10师阵地即遭受日军的猛烈进攻，全体官兵在师长方先觉的领导下与日军殊死作战，损失惨重，但是仍有效的迟滞了日军对长沙的进犯。然而由于第10军当面的日军达3个师团的优势兵力，第10军所属3个师最终还是撤出了阵地。战后，第10军军长李玉堂因为擅自撤退受到了撤职的处分。而预10师，则因为与日军一昼夜的血战，有效破坏了日军进占长沙的企图，却受到蒋介石的嘉奖。师长方先觉则在部队后撤整训中，要求官兵要在任何艰苦惊险的环境下稳扎稳打，坚定其“我不怕敌，敌必怕我”，“能坚持就是胜利”的信念，这一信念以后成为了预10师乃至第10军的作战理念。

长沙显神威

1941年底，在武汉的日军再次出击长沙，扬言出兵43万，必至长沙过新年。此时第10军由于新任军长钟彬迟迟未到任，蒋介石急电前任军长李玉堂继续指挥第10军固守长沙。而李玉堂则临危授命，以“戴罪之身，又肩重任”。

12月28日，预10师师长方先觉根据军部作战方案，在师部召开紧急会议，报告敌情。他在会上说：“此次固守长沙的任务，虽艰巨而必达成”。同时他指示师部各处和所属各部应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在军部召开的作战会议上，方先觉坚持不当预备队，要求军长李玉堂授予固定任务，如不达成，愿受军法制裁。李玉堂经过再三研究，最后决定预备第10师守备长沙城南门。

12月31日，日军经侦察得知，守备长沙南门的是预备第10师。由于这个部队在番号前有“预备”两字，日军误以为该师是预备部队，战斗力弱，是整个城防的薄弱环节，便将作战计划定为“长沙南门为重点攻击目标”。当预10师部队进入阵地后不久，其所属第29团的前哨阵地即与日军骑兵开始接触。元旦拂晓，日军以步、骑、炮兵与飞机同时向29团(团长张越群)阵地发起猛烈攻击。29团官兵死伤惨重，在坚持到上午11时许，全线溃退。

方先觉在得知消息后，立即命令第28团团长葛先才率领所部去堵住缺口，他在与葛先才的通话中说道：“艺圃(葛先才的号)！现在看你的了。现在张团长已撤下，你马上派人收容整理，归你指挥，我全力支持你，要部队我随时增援，你一定要顶住呀！”。在得到团长葛先才坚定的回复后，方先觉的面容“顿显宽舒”。

部队坚持入夜后，司令长官薛岳电话询问战况，最后问方先觉能守几天，方回答能守一个星期。薛岳接着问如何守。方回答到：“第一线守两天，第二线守三天，第三线守两天”。通话结束后，方先觉即写好遗嘱，嘱副官主任张广宽将遗嘱交付其家属。次日，《长沙日报》即以头版大标题：“方师长誓死守土，予立遗嘱。”并将遗嘱全文刊登。遗嘱内容如下：

蕴体吾妻：此次我军奉命固守长沙，任务重大，长沙的存亡，关系抗战全局的成败，我决心以身殉国，设若战死，你和五子的生活，政府自有照顾。务令五子皆能大学毕业，好好做人，继我遗志，报效党国，则我含笑九泉矣。希吾妻勿悲！夫子珊。民国三十一年元旦。

1943年1月2日，战斗更为激烈。第28团与第30团(团长陈希尧)并肩作战，其中第30团以一个营奇袭白沙岭日军，击毙日军中队长。此一战绩在第二天被长沙各报章争相报道。预10师在南门与日军血战四昼夜，使日军久攻不下。逼的日军改变原定目标，转而向长沙城其余各门进攻。结果因兵力分散，反而使局面变得对国军更有利了。最后，第10军在得到友军解围部队增援后，迫使日军放弃了夺取长沙的目标。战后，军长李玉堂升任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方先觉升任第10军军长，同时兼任长沙警备司令。预备第10师师长职务则由副师长孙明瑾升任。

内斗受屈辱

1943年10月，常德会战开始，第10军由长沙赴援。因部队在地形复杂的洞庭湖畔沼泽地带运动困难，加之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严令。第10军军长方先觉于是命令所属预10师师长孙明瑾先行夺取资江南岸江堤。此时预10师师长孙明瑾在明知当面之敌十分强大、并且对岸已构筑桥头堡火力网的情况下，仍接受任务。最后在接连五次进攻失利的情况下，亲率部队冲锋。终于夺取了日军桥头堡。而师长孙明瑾也在冲上江堤的时候英勇殉职。继而第10军所属第3师成功占领德山，接应了57师残部突出包围圈，立下了功绩。此战方先觉勋明卓著，威震中华，为国人钦敬。为此蒋介石特送他一匾，题词“忠义表天地”。

战后，师长孙明瑾被埋葬于南岳衡山的南坡上。灵柩下井的时候，方先觉亲自手拉绳索，把灵柩放到井下。并在孙明瑾师长的灵柩前宣誓“杀尽日寇为死难军民报仇”。

1943年冬，全军调在衡山整编，方先觉因家住衡阳市南郊黄茶岭附近，当他从火车站下车，全城鞭炮声响彻云霄。全市各界人士，由赵君迈市长主持在社会服务部礼堂开了个盛大慰劳宴会。

常德会战之后，第10军声名家喻户晓，作为军长的方先觉自然也声誉倍增。光方先觉调重庆中央训练团集训的半年时间里，就被蒋介石召见了五次之多，这种情况足以使其他嫡系将领面露羡慕之色。而其余党政军要人，诸如陈立夫、张群、孔祥熙、李济深等也相继宴请方先觉。在这些人中，陈诚与何应钦都想把方先觉拉入自己的派系，甚至为此展开了明目的争夺。这些都足以使方先觉自身信心倍增，为人处事也就开始有点趾高气扬了。小老婆想当然的娶进了门，连作为战区司令长官的薛岳也渐被方先觉所看低(这点造成了以后方先觉在整编第88师任上被撤职的后果)，有些命令执行起来就显的阳奉阴违了。

薛岳对于方先觉的这种做法也十分厌恶，但是碍于方先觉的名声，一时也动不了他。于是他决定采取渗沙子、挖墙角的方法接管第10军。他首先指派容有略为第10军的参谋长，当第190师师长出缺后，又点名要容有略接任师长。方先觉虽然表面上接受了这个任命，但是到了衡阳战役开始不久后就把容有略的师长职权架空。另外一些由薛岳指派的人或借故撤职、或法办、或判刑。

这种种做法使得薛岳恼羞成怒，下定决心要把方先觉给撤了。他在觐见蒋介石的时候经常说方先觉同情共产党、排挤他派去的军政人员、不服从他的指挥、克扣军饷、虐待士兵、残害百姓、任用私人、心存异志。起先蒋介石还不相信，但是最后竟碍于薛岳的能力和其重要的位置，而下令免去了方先觉的军长职务，调任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议，另委薛岳的心腹，广东人方日英为第10军军长。

当一纸电报发到第10军军部后，让方先觉看的差点就昏厥过去。但是他没有办法，总不能骂自己的校长昏庸吧？无奈，只得办理移交手续完毕后回家休息，等待继任军长的到来。

衡阳存丰碑

正当薛岳得意扬扬，认为第10军就要到手的时候，日军于1944年5月下旬将在南京的前进指挥所推进至武汉，其派遣军总司令官俊六开始向国军发起了豫湘桂战役。5月18日，日军攻占长沙，此后又相继夺取醴陵、攸县等地，箭锋直指衡阳。

在衡阳的第10军军部里，继任军长还没到任，薛岳一看情势危急，只得拉下脸面亲自电命仍在衡阳家里等待办理移交手续的方先觉代理第10军军务，负责指挥衡阳保卫战。

起初方先觉想难为薛岳，叫他知道我方先觉不是那种叫来就来叫去就去的窝囊废，硬是推辞。这下可把薛岳急坏了，只得请示在重庆的委员长蒋介石。蒋介石在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亲自给方先觉打电话。

此时在衡阳寓所正笑得欢的方先觉突然接到了蒋委员长的电话，深觉事态严重，这个气怄过头了。果然，电话那头的蒋介石大骂方先觉昏庸，说道“日军已经逼近衡阳，而方先觉你还在和战区长官怄气，放民族大义予不顾，成何体统？”这一通话倒把方先觉骂得无地自容，于是向蒋介石表态一定要积极布置、固守衡阳，发扬第十军的优良传统，坚决抗击日军的侵犯。

在衡阳攻防战前，方先觉特邀衡阳新闻界巡视全城，坚决表示死守衡阳城的决心。当日军临进城垣紧张状态时，方将军与新闻界友人握别，拿起腰间白朗宁手枪说：“这是打死我自己的。”讲话时，泪如雨下。在夜间的军事会议上，方先觉也向全体与会军官表态，要坚守衡阳为第10军再次争光。

会后，方先觉又带着与会军官乘夜色朦胧之时，渡过湘江，到岳麓山祭扫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阵亡的全体第10军将士，并面对公墓祝祷说：“先烈们，安息吧，先觉这次亲率全军，参加衡阳战役，誓以一死报国，坚决歼尽日寇，为诸先烈报酬，为十军争光，耿耿此心 ，对天可表，如有异志，天人不宵！”说罢放声大哭。此时，全体军官也无不流涕。

6月23日拂晓，日军开始向衡阳发起进攻。第10军所属的3个师皆奋勇抵抗，坚守阵地。使得日军每占领一处就要付出惨重损失。

第10军虽然在军长方先觉的指挥下，坚决抵抗日军的进攻，但是自身也遭到惨重损伤。一开始，第10军的补给尚能通过外围运进衡阳城，但是不久后即因日军后继部队和重火力的压制，补给线被切断了。加之日军的包围圈日益缩小，使得空投物资也大部分落入日军阵地。

随着战况的进展，衡阳市郊已无一处完土，双方战死者的尸体到处皆是。如此日日夜夜，第10军官兵一直坚持了四十余日。面对蒋介石亲口许诺的“解救”，第十军官兵已从盼望到失望、由失望到绝望、由绝望而发展到对军事委员会的怨恨。

此时，第10军已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部队开始发展到兵不由官、下级不服从上级的混乱局面。军长方先觉发下去的命令已不起任何作用。为此，方先觉痛心疾首，即有了自杀殉国的想法。但是当他看到那些与自己多年奋战、患难与共的部下时，又不忍抛弃。

就在这种内外矛盾的情况下，方先觉终于决定召集团以上军官，商讨第10军残余官兵的出路问题。与会军官有的决定以死殉国，有的提议向日军投降。正当这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时，方先觉入室放声大哭，会议随之无结果而散。

入夜后，军部突闻担负北门防务的第3师萧圭田团放下武器投降日军，以致日军从萧团阵地蜂拥而入。至此大势已去，方先觉意识到自己的最后时刻已经到来，即命参谋长给蒋介石发了最后一封电报。电文为：“委座钧鉴：我军现已弹尽援绝，敌于今晨自北门突入，我已无可堵之兵。学生等决心以死报党国，不负钧座平生作育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之一电，望来生再见。学生方先觉、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敬叩。”

电文发出后，方先觉准备拿出手枪自杀，可发现佩枪早被副官拿走。正当方先觉寻找可用以自杀的武器时，突然主降的第3师师长周庆祥陪同日军代表来到军部，催促方先觉前往日军指挥部商讨投降事宜。方先觉就在这种内挟外压的情况下随着周庆祥与日军代表去了日军指挥部。并与日军谈妥在投降后不伤及第10军剩余官兵，并且接受了日方提出的组建“先和军”的提议。

第10军官兵向日军发起反攻。
激战过后，衡阳城内成了一片断壁残垣。

三个多月后，方先觉在伪衡阳县自卫司令王伟能(原衡阳县县长)与伪维持会、复兴会的人的帮助下逃离出了日军的势力范围，经由第73军19师派遣部队接应，顺利抵达重庆。

方先觉到重庆拜会蒋介石时，蒋见面即责骂：“为什么不死呢？”蒋的意图是愿他成仁的。这句话使的方先觉羞愧难当。但是之后蒋介石对他设宴招待，也或多或少的使方先觉心理得到了点安慰。

在重庆稍住数日后，方接到了军委会的命令，任命其为第20集团军副总司令。1945年初，他又以集团军副总司令的名义兼任新组建的青年军第207师师长，旋又调任第206师师长、第88军军长。然而，在后来的日子里，方始终没有机会再与日寇作战，没能一雪心中的耻辱。

抗战后惨淡余生

抗战胜利后，方先觉卷入了内战的旋涡。1946年，他所在的第88军改编为整编第88师。旋即，他率领所部参加了围攻山东解放军的战斗。不久即因在鲁西南吃了败仗，被薛岳撤了师长的职务，调任第一训练处副处长。其后，方先觉得到老长官李玉堂的照顾，担任第十绥靖区的副司令官。方先觉到任后本想尽心辅佐李玉堂，再有一番作为。可惜随着国军在山东江苏等地的接连战败，他也被迫逃往了福建。此后方先觉又陆续担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第22兵团副司令官、第1编练司令部副司令官、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高参。1949年底携眷逃往台湾。

到台湾后，方先觉入“革命实践研究”第13期、圆山军官训练团第二高级班受训。1953年2月调任澎湖防卫副司令官。1954年6月入国防大学联战系第三期学习。毕业后陆续担任第一军团副司令官、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研究督察委员会主任。1968年退役后因其衡阳投敌的事被屡次抨击，遂出家为僧。

方先觉有一子六女，其中一子一女在美国成为了优秀的物理学家。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方先觉无法去美国与子女团聚。其晚年，经常一人独自手持手杖，站在海边凝望大陆。此时的方先觉又在想些什么呢？

1983年3月3日，方先觉在台北病逝。其遗著有《子珊行述》、《衡阳坚守战回忆》。

黄埔第三期生杂谈

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不同于早期的一期生和后期的四期生有名，但是他们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同样起着重要作用。第三期于1924年12月开学，学生多为从上海和广州等地经过考试后选拔出来的，录取总人数达1300余人，学习科目分设步兵和骑兵两个科。学生入校后，先受入伍生教育三个月，经过考试合格后转为军校学员，为黄埔军校学员实行入伍生制度的开始。

在第一次东征时期，第三期学员编为入伍生总队留校，分驻市区、黄埔、虎门等地，担负当地的治安、勤务和警戒任务。在杨刘叛乱时，三期学员奉命回黄埔长洲本岛，配合回师的东征军发动总攻击。继而又参加“六·二三”广州各界声援上海“五卅”惨案的反帝游行。校党代表廖仲恺遇刺后，三期学员直接参与了监管与“廖案”有关的囚犯。在校学习期间，第三期学员献身于革命事业者有22人，在校病逝者有53人，因病逝世的比重为军校各期学员之首。

1926年1月，第三期学员毕业，总人数为1233人(这1233位学员中有300余人在毕业前被分派苏联学习飞行，以及进入政治队和宪兵科继续深造)。毕业后，学生大部分派至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所属第1、2、22师任职，部分留校任职，部分从事政治工作，部分参与地方农民运动、工人运动，部分派往北洋军阀部队从事地下活动。这些学员在北伐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第三期学员出现了第一位台湾籍学员黄济英，以及5位韩国籍学员。这5人分别是李彬、李逸泰、车廷信、张圣哲、刘铁仙。

第三期毕业生中最为著名的是王耀武，另一位较为出名的是戴安澜。而在红军方面以1931年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部长的朱云卿最具代表性。

抗日战争爆发后，三期学员相继奔赴抗日战场，都各自立下了赫赫战功。这些学员除了前面所述的王耀武和戴安澜外，还有：宋瑞珂(山东青岛人，第66军军长)、方先觉(安徽宿县人，第10军军长)、朱岳(广东台山人，第10军副军长)、石觉(广西桂林人，第4师师长)、钱东亮(江苏常熟人，第20师师长)、李纪云(河南唐河人，第65师师长)、熊绶春(江西南昌人，第103师师长)、汪波(湖南新化人，荣誉第1师师长)、刘安祺(山西崞县人，第87师259旅旅长、第61师副师长)等人。他们在各自的抗日战场上皆立下战功，其优秀事迹亦广为流传。

为抗日事业献身的三期学员有：王润波(四川开县人，第25师149团长，1933年在河北古北口牺牲)、杨杰(湖南蓝山人，第1师第1旅副旅长兼团长，1937年在上海牺牲)、朱赤(江西修水人，第88师262旅旅长，1937年在江苏南京牺牲)、易安华(江西宜春人，第87师259旅旅长，1937年在江苏南京牺牲)、高致嵩(广西岑溪人，第88师264旅旅长，1937年在江苏南京牺牲)、韩宪元(广东文昌人，第88师264旅团长，1937年在江苏南京牺牲)、王竣(陕西蒲城人，新编第27师师长，1941年在山西台山寨牺牲)、戴安澜(安徽无为人，第200师师长，1942年在缅甸牺牲)、胡义宾(江西兴国人，第96师副师长，1942年在缅甸牺牲)、周复(江西抚川人，苏鲁战区政治部主任，1943年在山东张家骝牺牲)。这些烈士为抗日事业所作的贡献也将流芳百世，永垂不朽。

另外在抗战期间有段朗如(安徽英山人，第79师师长)因南昌会战畏缩不前、文重孚(湖南益阳人，长沙市警察局局长)因长沙大火，被相继枪决，在此也略记一笔。

抗战胜利后，这些为国家做出贡献，而又存活下来的军人们，被相继卷入了内战的旋涡。命运注定了反人民的战争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他们中的大部分逃台、被俘或者是阵亡。同时也有部分高级将领看清了时事，最终投入了人民的怀抱或主动脱离了部队。

其中与人民解放军顽抗到底被俘、阵亡的有：王耀武(山东泰安人，山东省主席兼第2绥靖区司令官，山东战场被俘)、康泽(四川安岳人，第15绥靖区司令官，湖北战场被俘)、熊绶春(江西南昌人，第2兵团副司令官兼第14军军长，江苏战场阵亡)、刘秉哲(江苏宿迁人，第28军军长，上海战场被俘)、段霖茂(湖北蕲水人，整编第57师师长，山东战场被俘)、宋瑞珂(山东青岛人，整编第66师师长，山东战场被俘)、刘伯龙(贵州龙里人，第89军军长，在贵州因内讧被逮捕枪决)、王中柱(湖南祁阳人，第103军军长，衡宝战场被俘)、李纪云(河南唐河人，整编第31旅旅长，陕西战场被俘)。

宣布起义或主动离军者有：方暾(湖北罗田人，第118军军长，四川起义)、叶芳(浙江龙泉人，第200师师长，浙江起义)、邓钟梅(江西萍乡人，整编第90师副师长，陕西离职)。

在逃到台湾的第三期学员中最为出名的有刘安祺、石觉、夏季屏三人，其他多以“国防部”高参潦度余生。

综观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他们在军校毕业后大多分配到嫡系部队任职，但是真正出类拔萃者并不多见。王耀武的出人头地，算是黄埔军校所培养的三期学员里堪称最为成功的典范吧。在整理三期学员资料的时候，笔者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大多数三期学员在任职到校官时，大多被分配到地方保安部队任职，所以在许多三期生的经历中大多可见其担任某省保安团团长、某省保安处处长等职务。由于地方保安部队并不是正规军，其待遇也较正规军差。或许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认为这么做是磨练军人的一个方式，但是此举却阻碍了这些学员以后的升迁，使得部分四期生超越了前期的三期生。笔者认为，这或许就是黄埔三期生发展较不顺利的一个原因吧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自由中国的困境(个人认为蒋介石是很了不起的）

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时，自由中国抵抗日本已经近四年半了。这在1937年时，不但外国观察家，也许连中国人自己也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但是，蒋介石委员长除了在1937年秋季自由中国的野战军主力被击败，南京注定将陷落时，曾有过一度动摇以外，他已决定打下去。甚至后来日本人进入汉口，同时广州沦陷，中国政府撤退到遥远的、与外界隔绝的、落后的四川省，还有一些最富饶的地区也沦于敌手，这一切都没有改变他的决心，也没有使他听从汪精卫的话。蒋介石的坚定，并不是由于他相信中国自身能够聚集起足够的力量把日本人赶出去，而是由于他确信日本迟早会卷入与某个或某几个大国的纠纷中。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这一期望的实现实在是来得太慢了。欧洲战争的爆发使日本成了从中得利的渔翁，使它能够从英法卷入欧洲之战和美国专心注意于纳粹胜利的可能性中得到好处。诚然，起初苏联也还能置身于这场战争之外，但是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和随后不久希特勒对他先前的合作者发动了进攻，看来苏联援助中国的一切希望都落空了。

剩下的就是美国了。华盛顿政府坚决拒绝承认日本的东亚新秩序，并在一定程度上见之于行动。1941年3月，租借法通过后不久，罗斯福总统决定中国将成为这种援助的受益者之一。接着制定了一项用于中国的紧急租借计划，这项计划主要是旨在增加滇缅公路上的运输，美国派了一个技术组去帮助中国人改进这条公路，也就促进了这项计划的实施。结果，每月通过这条路线到达中国的物资增加为原来的四倍光景，即从1941年5月的四千吨增加到同年11月的一万五千吨。

1941年5月，总统宣布，保卫中国对保卫美国是至关重要的。接着就派出了一个美国空军代表团去帮助恢复中国空军，并提供方便，使中国飞行员在美国受训练。此外，1941年春夏之际，在政府的秘密支持下，由克莱尔·李·陈纳德将军指挥的飞行员组成了美国志愿队。1941年7月，第一批美国飞行员到达缅甸。缅甸的英国当局允许他们使用那里的机场，1941年10月又允许他们在那里进行战斗训练，虽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他们不能从缅甸的基地起飞去攻击日本。

但是，这类援助以及美英的银行用来维持中国货币的进一步贷款，对中国的需要不过是杯水车薪。长期战争所造成的过度紧张，严重地影响着国民党政府这座摇摇欲坠的大厦。重庆对于日美在华盛顿进行的旷日持久的会谈极为惊慌，唯恐美日终于达成某项协议而让自由中国听凭命运摆布。因此，当1941年11月赫尔将他提出的与日本妥协的条件通知重庆政府时，愤激的中国人表示反对，尽管这些条件并无多大意义。当赫尔决定放弃达成妥协的尝试，当东京收到美国11月26日的照会(这正是中国人所希望的)以后日本决定要打时，重庆大感宽慰。现在，日本既然向美国和英联邦的联合力量挑战，它就肯定将被击败，而中国的长期的痛苦也将结束。因此重庆政府立刻作出反应，它先向日本正式宣战，然后在德意两国加入日本一方对美作战后，它又对德意宣战。

但是，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人的愿望实现了，日本终于被打败和覆灭了，然而国民党中国的劫数也已注定，因为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以来的长期战争酿成了国民党崩溃和共产主义胜利的根源。要了解这些根源，这里有必要考察一下当时中国的国内局势，抗日战争对这一局势所产生的反响，以及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有影响的各个集团对蒋介石及其政府的态度的变化。

中国的历史背景

1936年时，中国的前途似乎是比较光明的。自辛亥革命以来，第一次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实现了和平；工业和贸易状况正在好转；前一年颁布的财政改革法开始见效。这种情景与前几年的动荡和骚乱形成鲜明的对照。看来，在1936年，中国在国民党的训政下，似乎可能终于实现自满清帝国垮台以来它一直在争取的国家统一和强盛了。

这些进展的取得，主要是靠蒋介石的政治手腕。就连当时国民党内外许多批评他的人和他的对手也承认，他是唯一具有维护中国的统一与和平的领导能力的人。1936年12月，他在西安被监禁时，日本人报道了一条(假)消息，说他已被叛乱者杀害，结果中国所有的党派和团体，包括那些前不久还在示威反对他对日本的“姑息”态度的人，都深感悲痛。他们担心中国再次陷入混乱，并且可能成为第二个西班牙。甚至共产党人在当时也认为，蒋的领导对他们想要建立的抗日统一战线是必要的。正是这一信念，使他们在西安为蒋进行了调解。当蒋介石安全无恙并获得自由的消息传出时，全国的宽慰心情是十分明显的。

西安事变确实暴露了中国当时所达到的政治统一是多么的不稳定，中国距离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还多么遥远。它现在既不是封建的国家，也不是中世纪式的国家。在帝国时代，它是通过一个文官机构进行治理的君主制国家。这个文官机构的权力不可避免地受到帝国疆域太大和交通不便的限制，这些障碍造成了一种狭隘的观念，并助长了边远省份的半自治倾向。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来看，中国在这一历史阶段就象工业革命前夕的欧洲，只是它没有欧洲那样的大地主贵族阶级，而只有大量的小地主，这些小地主下面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半自耕农阶级，再下面还有一个由纯粹的佃户组成的“贫农”阶级。在这个国家中相对说来比较小的肥沃的地区，人口的压力不断增长，这就使农田的地价高昂，相应地使货币地租或实物地租也很高昂。但是习惯力量和可能出现的反抗，对抑制强征的苛捐杂税起了作用。确实，在毗邻大城市的地区，并不是由于乡村的习惯，而是由于商业主义的影响，促使地主住在城里，同时在乡村榨取高额地租。这种社会现象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

帝国及其旧的文官机构的垮台，瓦解了传统的统一局面，开始了一个政治混乱的时期。建立西方式议会政治的尝试证明是无效的，因为这种尝试与中国的经验和传统格格不入。辛亥革命以后的一段时期内，最重要的现象是军人的势力压倒文官的势力，这从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等督军的崛起就可以看出了。他们的军队是一群衣衫褴褛的乌合之众，装备很差，食物不足，很少发饷，打仗(如果他们打的话)只是为了抢劫，就象他们的主子一样。

国民党在孙中山教导的鼓舞下，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按照共产党的式样改组以后，便着手铲除军阀主义，但在这方面仅仅获得了部分成功。一部分旧军阀被打倒了，而另一部分军阀，国民党同他们达成了协议。但是国民党将领本身，无论原来就是国民党员还是后来出于利己的动机新加入国民党的，仍然保留着先前那些督军的许多特征。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自然依靠那些他多少信得过其忠诚的人，特别是依靠他亲手创建的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即使这些人的能力并不总是第一流的。因此，蒋的权威并不是绝对的，即使对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军队也没有绝对的权威，至于对各省的地方军，特别是对边远的省份例如四川、云南或广西等地方的军队，他的权威就更不那么有效了。在这些地方军中他不得不小心行事；尽管他一直软硬兼施，试图加强对他们的控制，并取得了相当成效，但这个过程到1937年还远没有完成。

对文职人员的控制情况，也是如此。虽然国民党在组织性和工作效率方面大大优于它以前的历届中国政权，但也仅仅是表面上的团结一致，实际上还是分裂为各种派别和集团的。尽管蒋握有军权并与“宋氏家族”有姻亲关系，他还是不得不在这些派系之间运用手腕搞平衡。此外，在现代行政管理制度方面，特别是财政制度方面，还只是初具规模。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靠外国人管理的海关收入和产盐区的税收。

在1937年战争风暴降临时，中国政府就是这样既初具规模又有分裂倾向的状况。战争和撤退不可避免地加深了这个政府的缺陷，并导致行政管理上的退步。政府被迫退到广阔、肥沃然而历来是与外界隔绝的四川省避难，当地居民对大批拥入的“下江”人是不怎么热情的。幸存的与外界联系的最好的一条交通线要通过更加遥远落后的云南省，这一地理条件使得云南省主席龙云的态度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事实上，龙云确实仍然是忠于蒋介石的，不过他的忠诚在很大程度上有他自己的条件。现在，政府已失去了来自间接税的大部分收入，而以新的办法来筹集公共收入的能力又受到行政管理方面种种缺陷的限制。

在自由中国被分割的各个“战区”里，由地方长官自行招募军队、自行筹描给养和发饷的这种由来已久的中国习惯，这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根深蒂固了。这些地方长官在很大程度上是文武职能集于一身的，因此他们就成为半独立的了。他们的直属部下效法他们的榜样，无孔不入地损害可怜的招募来的士兵的利益以中饱私囊。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弊病，这些弊病使西方观察家感到震惊和可怖，但蒋和他的许多同僚却对此熟视无睹或漠不关心，因为在他们的经历中，这些都早已司空见惯。即使蒋本人另有看法，他也不能根绝这种罪恶，因为这样做会使他的追随者迅速背弃他而投奔汪精卫和南京的“正统”国民党，但这将是有利于日本人的。

战争的岁月对老百姓产生了严重影响，特别是薪给阶层——城镇的中下级公教人员。政府不得不主要是依靠发行纸币来应付开支，随之而来的通常是物价的扶摇直上。他们试图用控制物价和对大米及其他必需品进行补贴的办法来减轻物价上涨所产生的困难，但在这一点上，他们又碰到了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的活动，而这种活动，是很难以偶尔采用的审判和判处死刑的办法来制止的，因为他们发现，对那些最有势力的违法分子，还是让他们逍遥法外为妙。同时，政府又与那些被战争状态所加强的旧势力和习惯产生了冲突。当然，如果认为这仅仅是内地省份的地主和商人阶级的过错，或者在这些事情上把“旧势力”分子同东部沿海地区受过西方教育或西方影响的人截然区别开来，这都是错误的。

在这种情况下，厌战情绪和渴望结束这场长期战争的想法，当然就很自然地传遍了自由中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曾产生过速胜的希望，然而这种希望很快就为失望的痛苦所代替。日本对东南亚的征服使得中国的地位比以前更加孤立，更加危险，因为除了从印度越过险恶的“驼峰”和中印之间的丛林地带的空中运输线以外，中国和西方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了。而且日本人屡战屡胜的情景严重地动摇了西方列强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威信。华盛顿政府和伦敦政府公开地优先考虑欧洲战线和中东战线的问题，又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人的失望和痛苦。即使中国还没有完全丧失最后打败日本及其轴心国伙伴的信心，但随着国内情况的日益恶化，这遥遥无期的、年复一年地等待着的最终结局的前景，对重庆说来自然是令人沮丧的。

中国人批评美英两国对自由中国的苦难显然不重视，不关心，然而得到的反应却是对中国国民党政权的缺点越来越公开的指责。在对外宣传上，这个政权把自己描绘成为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和一心一德的政府，它正在成功地、深入地实行一种长期的防御战略，从而正在箝制和削弱日本侵略者。它喜欢把小接触夸大成战役，把它所取得的一些成功夸大为巨大的胜利。当然，这样装潢门面并不是什么大错。重庆政府需要得到帮助，因此他们就装出自己是完全值得帮助的样子，装出有能力运用这种帮助的样子。但是，当被说成是第二流的、效能差的、已经消耗了一半精力的日本人猛烈地打击美国和英国并使它们遭到失败和耻辱的时候，在美英两国产生了一种倾向：它们想为其惨败找借口而抱怨说它们上了中国人低估日本的战争潜力和战争能力的当。

它们宣称，中国战场简直是日本军队的练兵场，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借以积聚与西方抗争的实力的地方。西方盟国以前曾经对国民党中国有过一种理想化的看法，但现在则反过来对国民党有另一种看法，倾向于忘记：国民党军队在1937-1938年期间总的说来确实打得漂亮，打得勇敢，并且与战争开始时大多数外国观察家的预料相反，日本未能使中国屈服。现在，国民党中国在西方人眼里的形象是漆黑一团，恰似以前的形象是雪白无瑕那样；然而，正同那个旧的形象一样，这个新的形象同样是远远不符合实际的。

这一切都促使中国共产党人获得了好处。1937年秋，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达成了一项临时协议。共产党人同意放弃反对国民党的武装斗争，暂停强行没收地主的土地，把自己的武装力量置于国民政府控制之下。国民党接受了这一让步。作为交换，国民党承认共产党的八路军为抗日部队之一，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任命一名共产党代表，并准许共产党报纸《新华日报》先后在汉口和重庆出版。在1937-1938年期间，双方相当协调地进行了合作，共产党军队在协助抗击日军对山西省的进犯中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

但是国共谅解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暂时的权宜之计，双方领导人在这一点上都不抱什么幻想。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刘少奇从未正式放弃共产主义，或宣布不受莫斯科控制，或宣称他们仅仅是土地改革者。相反，他们宣称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在中国建立一个与苏联有密切关系的共产党国家。他们确实说过：整个共产主义纲领在中国只能分阶段实现，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有一个与中国其他党派及阶级暂时合作的时期。这只是眼前的策略问题，至于目标，不论多么遥远，是始终如一的。所以共产党的行动是以心目中的这一目标为指导的。

日本军队在中国沿着公路和铁路交通干线推进的时候，丢下了大片地区；他们希望由他们扶植起来的北平政府和南京政府来接管和统治这些地区。然而从战争初期起，对日军及伪军的抵抗运动就在日本人基本上置于不顾的那些地区发展起来了。这些抵抗运动或游击运动并非都是共产党鼓动和组织的；其中许多是效忠于国民政府的，有些是中国军队的战地司令官——特别是桂系将领李宗仁——组织的。但是，从一开始，共产党人就在这些运动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华北，由于相对地靠近他们的力量中心(以延安为首府的陕甘宁边区)，因而他们更处于有利的地位。

此外，他们的工作效率和组织性比他们的大多数竞争对手都好；而且，在他们所创建或接管的游击区域，他们在人数上虽然不过占少数，但他们是团结一致的、政治上态度鲜明的、能左右局势的少数，必要时他们可以得到其核心，即经验丰富的战斗部队的支持。共产党在扩大自己的控制区的过程中，确实是同日本人打的——他们对日本远征军进行自卫反击，孤立或拔除外围的日军及伪军的据点。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同样很活跃：他们试图向非共产党的中国游击组织进行渗透，并在需要时用武力予以征服，即使这些非共产党游击组织象他们自己一样是真正抗日的。

这样，在中国沦陷区内地，形成了以共产党为一方、日军和伪军为另一方、效忠重庆而不是效忠延安的游击分子为又一方的三角之争；在这场争斗中，亲重庆的抗日队伍常常受到两面夹击——一面受到日军的进攻，另一面受到共产党的进攻。在1938-1941年期间，这种形势造成了国民党和共产党部队之间一系列的摩擦，终于在1941年1月发展到了中央政府军队和共产党的“新四军”之间的一场相当大规模的冲突，当时“新四军”已渗透到长江以南，正在南京和上海附近建立共产党根据地。这次冲突事件引起了双方激烈的互相指责和要求纠正，但没有发展成双方都还不希望发生的全面冲突。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重庆和延安双方都认为最终将导致日本的失败，因而加强了中国内部两股敌对力量各自为争夺地盘而调动兵力的倾向。共产党如果能取得对华北和华中内地的控制权，他们将比国民党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以便一旦日本人被大大削弱以后，随即占领这些地区的城市和港口，从而以曾经遭受日本人蹂躏和破坏的大部分领土上的主人的姿态出现。但是共产党缺乏武器、弹药和一般的军需物资，因为随着猜疑和敌对情绪的增长，中央政府拒绝向共产党提供这些物资，而且中央政府自己在这方面也感匮乏。因此共产党转而谋求西方(在当时的形势下也就是美国)的援助。

共产党向访问延安的美国新闻记者，有时还向访问延安的在华的美国外交使团和军事使团的成员保证，愿意同美国合作，并且向他们描绘共产党的目标和成就的美妙图景；而这些美国人中有不少人由于对国民党政权那些十分明显的缺点有反感，就立即从表面上的理解接受了共产党的这种宣传。因此，在一些美国人中，普遍有一种看法，认为共产党是唯一认真抗日的集团，是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党，同“反动的”、“法西斯的”、“封建的”并在很大程度上是亲日的国民党适成对照。言下之意，共产党是美国租借法物资的最有资格的接受者，是未来美国远征军的最有希望的中国盟军。这正是共产党的目标，而且他们已非常接近于达到这个目标了。

这就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所揭开的中国历史新篇章的历史背景。

二战史：1945年8月14日中苏条约谈判

1945年8月14日中苏条约谈判

6月6日在旧金山会议上，斯退丁纽斯告诉宋子文，斯大林希望他在7月1日以前去莫斯科。三天以后，杜鲁门总统在华盛顿把斯大林对霍普金斯所作的保证以及雅尔塔协定的情况告诉了宋子文。杜鲁门是把他给赫尔利电文的抄本(其中谈到这些情况)拿给宋子文看的；赫尔利将在6月15日把这份电文转交给蒋介石。6月14日，宋子文会见了当时已任副国务卿的格鲁，还会见了杜鲁门，目的是为了想知道究竟美国政府答应给予什么样的支持；但是格鲁和杜鲁门都没法确切说明雅尔塔条款究竟具体意味着什么。

很明显，6月12日，苏联大使已在重庆把有关苏联参战的条件告诉蒋介石，但他没有提到斯大林向霍普金斯所作的关于中国问题的保证。赫尔利在6月15日把华盛顿的信件转给蒋介石的时候，蒋建议：不管中苏签订的是什么条约，美国和英国都应参与；旅顺口应成为四大国(美国、英国、苏联、中国)共用的海军基地，四大国也应讨论把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移交给苏联的问题。蒋介石希望得到的是苏联保证遵守它与中国签订的条约中所规定的条款。但他的建议没有得到华盛顿的支持。

宋子文于7月初到达莫斯科，并开始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谈判。起初，苏方要求中国正式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在满洲让与苏联一块军事区域，包括大连、旅顺及其周围地区与海域；同意由苏联独占满洲的铁路和与之有关的煤矿、工厂及其他企业。而在苏联方面，斯大林答应签订一项条约，保证支持蒋介石，不援助蒋的国内敌人。苏联的条件大大超出了对雅尔塔协定的任何合理的解释，而且也远远超出了蒋介石指示宋子文能够作出的让步的范围。虽然俄国人表示愿意作出某些妥协，但他们坚决要求大连必须包括在他们所建议的军事区域内，满洲的铁路必须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在这几点上，宋子文不能作出让步；7月14日，他回到重庆同本国政府磋商。

由于贝尔纳斯和史汀生已提醒过杜鲁门：苏联对满洲铁路的控制可能导致俄国人垄断满洲的经济，而“门户开放”就完结了，因此，7月17日，杜鲁门在波茨坦向斯大林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位苏联独裁者说，大连应成为一个自由港，并且明显地作出保证，他不会利用他所希望获得的铁路特权来阻碍美国在满洲的贸易。

中苏谈判于8月7日在莫斯科继续进行。宋子文很不乐意地又到莫斯科去了，和他同去的是被任命为外交部长的王世杰，王是中国谈判代表团的名义上的负责人。美国大使哈里曼根据本国政府的指示，强烈反对把大连包括在拟议中的军事区域内，并竭力主张，大连应成为一个国际自由港。但斯大林掌握着主动权：他的部队现在正源源开进满洲，而且在8月10日，斯大林告诉宋子文，中国政府最好尽快同意达成一项协议，否则，中国共产党就要进入满洲了。因此，宋子文作了让步。他同意大连可以包括在苏联的租借区内，以换取斯大林的许诺，即在和平时期他不在大连行使军事权力；在铁路管理问题上，他进一步对某些细节作了让步；在苏联保证支持国民党政府、不给国民党政府的国内敌人以任何帮助的问题上，他接受了措词不太明确的提法，而哈里曼和贝尔纳斯则认为提法应更明确些。但宋子文认为“这完全是一个信用问题”，的确，事情是这样的。宋认为他已获得了他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结果。蒋介石也对赫尔利说，总的说来他是满意的。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于1945年8月14日签订。该条约附有两个照会和四个协定。根据条约的条款规定，苏中双方同意在继续对日作战方面相互协作(第一条)；非经彼此同意，不单独同没有放弃一切侵略企图的任何日本政府缔结任何停战协定或和约(第二条)。条约规定，缔约国的一方如遭到日本的新的进攻，缔约国他方应给予军事援助(第三条)。双方都不缔结或参加任何反对另一方的同盟(第四条)。双方同意在实现和平之后共同合作，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第五条)。而且，双方进一步“为了便利及加速两国之复兴及对世界繁荣有所贡献起见，同意在战后彼此给予一切可能之经济援助”(第六条)。条约有效期限为三十年，并规定，条约期满时如不通知废止，则该条约继续有效。

在条约的第一个照会中，苏联保证“给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苏联还同意尊重中国对于东三省(满洲)的主权，并承认东三省的领土与行政的完整。苏联还进一步确认，苏联无意干涉新疆。在第二个照会中，中国政府声明“日本战败之后，如外蒙古的公民投票证实这种[独立]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并以现在的边界作为国界。”

满洲铁路协定规定，由满洲里到绥汾河及由哈尔滨到大连、旅顺口的干线，合